如今东魏名义上是一个国家,其在洛阳与晋阳军政二元制下,是属于割裂状态。
可以说奉行洛阳政令的河南、河北属于汉化国家,而奉行晋阳政令的河东以及北疆六州,则是彻头彻尾的鲜卑国家。
北伐
因晋阳与洛阳两个中央的并立,形成一个国家,两种制度,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伟大尝试。
不过东魏民族属性的统一属于大势所趋,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文化,与以晋阳为中心的鲜卑旧俗必有取舍。
作为一名穿越者,高澄知道答案,但守旧的二十万并州胡既是维护高氏统治的根基,又是汉化道路上的拦路虎,他也只能在后续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,潜移默化。
与薛虎儿一同加入高澄卫队的刘延寿对这种潜移默化深有感触。
十七年前,怀荒镇民不堪压迫,为索取仓粮,率先举事,聚众攻杀镇将。
次年春,匈奴单于后人破六韩拔陵在沃野镇发动起义,作为鲜卑化的匈奴人,刘延寿也参与其中。
与无数六镇底层一般,刘延寿将自身遭遇归罪于孝文帝,认为孝文帝背叛了代北军民,是他迁都洛阳导致拱卫旧都平城的北疆六镇不再紧要,也是他推崇汉文化,使得奉行鲜卑旧俗的代北被排斥在朝堂之外,被河北士人取代位置。
因六镇地理位置不再紧要,所以朝廷不再为之输血供养,北疆苦寒,军民生活困苦。
而上层豪族权贵被河北士人排挤,也将怨气发泄在底层军民身上。
基于这两个原因,六镇底层普遍对汉化没有好感。
然而刘延寿自从跟随薛虎儿被调拨至段韶麾下,离开晋阳,加入洛阳京畿军,就不可避免的违背本心,开始接触和学习汉文化。
没办法,小高王恩威并施,汉话说得好,有奖赏,始终学不会或者不愿学汉话,就要面临军饷减半甚至全减的处罚,事关切身利益,谁也不敢含糊了事。
等潼关一战后,薛虎儿及其部下进入高澄亲信都,由于亲信都多为汉人,也更加深了刘延寿等人的汉化程度。
到如今,这个曾经的鲜卑化匈奴人甚至可以被称为汉化匈奴人,不变的是族属,而改变的却是所使用的语言、文化。
高澄对自己麾下的变化自然了解,刘延寿并非个例,京畿军中汉胡数量相当,但洛阳汉风浓郁,身处这个环境,人的改变也是自然而然。
他甚至都不需要做出太多强制手段,在汉胡之间有失偏颇。
为了遮人口实,高澄在军中同样要求汉军将士学习鲜卑语,但鲜卑文化若真能与汉文化争锋,也不会有孝文帝的出现。